白蕉的学生孙正和曾说:“沈尹默先生传羲之书风如鉴湖之风,澄澈明净;马公愚先生传羲之书风似会稽之酒,芳香醇厚;邓散木先生传羲之书风如越王之台,严峻高耸;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,潇洒脱俗。”
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四位民国帖学倡导者,谁更得“王书”神髓。
祖籍浙江湖州,1883年生于陕西兴安府汉阴厅(今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民主街)。早年留学日本,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、辅仁大学教授。沈尹默1949年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,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,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。沈尹默以书法闻名,民国初年,书坛就有“南沈北于(于右任)”之称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书坛有“南沈北吴(吴玉如)”之说。与李志敏合称“北大书法史上两巨匠”。
著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,谓沈老之书法艺术成就:“超越元、明、清,直入宋四家而无愧。”
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教授认为:“数百年来,书家林立,盖无人出其右者”。
已故台北师大教授、国文研究所所长林尹先生赞沈老书法:“米元章(米芾)以下”。
已故浙江美院陆维钊教授评沈老书法时,云:“沈书之境界、趣味、笔法,写到宋代,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,写到明代,已为数不多。”
沈尹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,还出任过北平大学的校长。沈先生坚持帖学,以其高迈的艺术眼界和书法热情,不畏权威不随流俗,从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学的营养又转向专门攻“二王”,严守笔法,刻意古雅,气韵生动,笔墨清润,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,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,深得各界人士的喜爱。
马公愚(1890-1969),本名范,初字公驭,后改公禺、公愚,晚号冷翁,因其斋名“畊石簃”,故又署畊石簃主,永嘉城区(今温州鹿城区)百里坊人。永嘉马氏,自清以来,以诗文、金石、书画传家凡二百年。曾祖昱中(解元出身)、祖父兰生(名元熙),均工诗文书画。公愚幼承家学,稍长曾师承瑞安孙诒让、究心周鼎秦权、石刻奇字。后与兄孟容就读温州府中学堂。
曾师从马公愚、陆维钊学习书法的韩天衡说:“书法往往精于一体即足可名世,而马公愚先生的最大优势则在于真草隶篆四体俱佳,是二十世纪里为数不多的四体书大家。他的正书取法钟繇,草书则宗大王,隶书宗法石门颂、乙瑛碑,篆书则得力于石鼓文、秦诏版。
马公愚对魏晋时期王羲之、王献之的行草和汉代的章草最感兴趣,其晚年的章草作品往往在古拙醇和味中透出灵动秀逸之气。
邓散木(1898-1963)中国现代书法家、篆刻家,中国书法研究社社员。原名铁,学名士杰,字纯铁,别号且渠子,更号一夔,一足,斋名厕简楼,豹皮室,自号厕简子。生于上海,在艺坛上有“北齐(白石)南邓”之誉。擅书法篆刻,真、行、草、篆、隶各体皆精。
1943年,邓散木在上海举办了“粪翁金石书法展览”。国学大师章士钊先生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,他说:“粪翁所设各体书法皆精妙”。但是他不知粪翁是何许人也,从来也没有听说过。他认为世上有此善书之奇士,而人们不知,“似是读书人之公耻”。章士钊先生被其书法艺术所倾倒,给予如此评价,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及艺术魅力之大。
邓散木行草书浸淫于二王书系,作品飘逸流畅而秀逸,清爽圆转而悠扬,不激不厉而尽显阴柔之美。和同一时期的书法家沈尹默相比,二人在“二王”一路的继承上可谓不分伯仲、各有千秋。沈氏倡导在笔法、笔势上贴近传统,而不主张模拟结构;邓散木则较为注重视觉结构和内在气息的传达,不主张打破历史的美感风范。
白蕉(1907-1969),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人,本姓何,名法治,名馥,字远香,号旭如。后改名换姓为白蕉。别署云间居士、济庐复生、复翁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。出身于书香门第,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,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,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,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。
白蕉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帖学方面的杰出代表。他的书法艺术深入晋唐,自出机杼,气息清新,韵味淳厚。诸体之中尤以行草尺牍见称,每于兴至,信手挥洒,天机自动,不见端倪。
沙孟海先生誉其为:“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。”
沈禹钟说:“(白蕉)书法逼二王,画兰也无敌。”
白蕉诸艺,以书法最高,一般判定:他主要在魏晋唐宋间用功,尤其致力于晋人,但根据资料看,他晚年还受到日人藤原行成的影响。从其代表作《兰题杂存长卷》、《杂书题兰旧句》、《自书诗卷》看,他的书法,的确是得到了晋人的神髓。(书法孔见)